《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香港社會撕裂反映中西模式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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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認為,中西模式不會永遠對立,恰恰是相輔相成的。在這一點上,新加坡從旁觀者的位置“更加超然”地觀察華人社會,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以“習馬會”和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為例,認為新加坡在“文化中華”和“民間中華”的范疇可以發揮更多力量。

香港社會今天的內部撕裂,反映出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的碰撞。中西模式不是靜態的競爭而是不斷發展,兩者不會永遠對立而應是相輔相成,新加坡在中西制度和文化領域的平衡中或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昨天(10月5日)下午在新加坡大會堂以“2019全球華人社會的最新挑戰”為題發表了演講,在長達70多分鐘的講話中,他從一個香港媒體人和土生土長香港人的角度分析了當前香港社會動蕩的原因。

國家發展在于“善治”

邱立本認為“黃絲”代表的示威游行者多數是認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這種價值觀在本土化的訴求下不斷發酵、膨脹,演變成一種對獨立的向往。與之相反,“藍絲”則對獨立的理論無法認同。他說,兩者的撕裂從更大的歷史框架來看,其實是中國發展模式和西方模式之間發生的碰撞。

邱立本說,傳統上中共因一黨專政受到批判,但中共過去十年依靠開放、創新、內部制衡等因素,使國家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模式也遭到越來越多學者的反思,他們意識到如果沒有良好的配套和經濟發展,即使有“一人一票”也會成為失敗的國家。因此理想的國家發展不在于投票,而在于政府的能力,也就是善治,這似乎也是中國正在發展的方向。

邱立本認為,中國大陸的巨大變化主要有三個原因。首先是全面投入全球化體系,保持社會和經濟的開放,同時有強大的公權力參與到市場經濟的運作,利用國企優勢使中國擁有了全球最大的高鐵系統、高速公路網絡等巨型基礎設施,同時中國還將這些基建技術延伸至東南亞、非洲等其他國家。

其次是全球互聯網的發展帶動了中國民企井噴式的發展,以華為、阿里巴巴、騰訊為首的互聯網科技巨頭,讓中國擁有了獨特而具有創意的消費模式,也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并成為“創新意識”最高的國家。另外,習近平上任以來,整肅軍隊、全力反腐,使整個官僚系統得到了有效的內部監控和制衡。

邱立本說,“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不是靜態的競賽,而是不斷在發展的”,西方制度有它的合理性,但不能簡單照搬,應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基礎上;中國也有自身問題,但在經濟快速發展、全面創新的過程中,它也提出了新的可能性,“這兩種模式不會永遠對立,恰恰是相輔相成的”。

邱立本說,在這一點上,新加坡以獨立國家的身份,從旁觀者的位置更加超然地觀察華人社會,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以“習馬會”(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5年與臺灣時任總統馬英九的會面)和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為例,認為新加坡在“文化中華”和“民間中華”的范疇可以發揮更多力量。

邱立本隨后在與《聯合早報》副總編輯兼早報網(中國)主編韓詠紅對話時再次強調,新加坡扮演的角色是去掉了意識形態,在資源的合理分配、居住正義、社會長期穩定,以及東西方語言優勢上,可以扮演更多有創意的角色。最后近一小時的問答環節中,觀眾提問踴躍,不少人就香港局勢和中美貿易戰的走向表達了高度關切,氣氛活躍。邱立本結尾時說,雖然香港經濟無可避免地受到反修例抗爭活動影響,但作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相信香港風暴可能倒逼中國的自我反思和改革,把負面能量轉化為正面能量。

本次講座由《聯合早報》和新躍社科大學聯合舉辦,吸引了大約8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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